承担社会责任是大学义不容辞的使命
——专访对外经贸大学党委书记王玲
《中国远程教育》记者 李桂云 潘超 特约记者 李福德
大学作为社会重要的知识源泉和思想高地，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简称“三情”）的深刻变化，在学习型社会中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历史使命。
对外经贸大学党委书记王玲——一位深谙“三情”的资深专家，我们心仪已久的专访主人公: 说起世情，她曾任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教育领事（参赞）；说起党情，她是国家重点大学党委书记，曾在北京团市委、教育部高教司及机关党委等多处任职；说起国情，她曾在农村插队劳动、县城挂职锻炼、从事过多年信息综合分析与研究工作。丰富的工作阅历、深厚的“三情”功底，让王玲书记在面对许多“躲不开、绕不过”的问题时，总能深入浅出、举重若轻，谈笑间透露着哲学的妙思，以信念给人力量、以思辨给人启迪。
社会责任贯穿大学的始终
记者: 党的十七大以来，优先发展教育被纳入社会建设的范畴。喜迎十八大之际，人们普遍认为教育在社会建设中应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您如何看待教育尤其是国家重点大学的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是大学义不容辞的使命，贯穿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科学研究和文化传承等四大主要功能的始终。我们要走出对大学功能认识上的一个误区，不是谈到社会服务的时候才涉及到社会责任，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文化传承同样担负着社会责任。教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担负教书育人的社会责任不是自选动作而是规定动作，因为大学培养的人才必须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才；科学研究不是与世隔绝、漫无目的、自娱自乐的闭门造车，只有担负社会责任尤其是瞄准和解决关乎社会良性发展的重大问题才有价值；文化传承的目的在于继承和发扬，如果置社会责任于不顾，热衷于“爆料、爆红、爆富”，就难免会上演类似争完赵云争曹操甚至争西门庆的滑稽剧。高校的每项功能都渗透社会责任，才能引领创新，为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高校要认清大学的社会责任，就要站在为中华民族崛起培养优秀人才的高度，必须跳出教育看教育，尤其要与世情、国情、党情大局结合起来。离开大局谈小局，往往会局部越精彩、大局越混乱。有人说中国大学的最成功之处在于学生的爱国热情无需调动随时都能热情四射。其实，当爱国热情与“三情”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大学生的爱国热情是一种社会责任。大学生对“三情”的认识越深刻，对自己使命的理解越透彻，爱国热情所迸发的社会责任效能才会越大。
优质教育资源开放需要中国气派
记者: 最近一两年来，麻省理工、哈佛、斯坦福等世界一流大学纷纷推出视频公开课，由此引发“中国大学开放课在哪里”的呼唤与期盼。贵校远程教育历经十年发展，涌现了一大批国家级网络精品课程，并主动向全社会免费开放了数十门网络课程。您对高校数字化学习资源开放如何看待？
王玲: 教育的实质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使之适应社会的需求。教育寄托着亿万家庭和普通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关系着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互联网技术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也让优质教育资源可以跨区域共享，使人的教育公平落在实处。无论是住在繁华的大都市还是偏远的大山深处，通过互联网都能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社会公平至关重要，教育公平当居社会公平体系之首。要解决教育公平，就要大力发展现代远程教育，加大优质教育资源开放力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公平，进而推动社会的整体公平。
当人民期望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视而不见。大学是优质教育资源的聚集地，开放优质教育资源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漠视这种需求就是漠视社会责任。
记者: 有人认为，中国大学的免费资源开放只靠单方面的付出难以持久，您有何看法？
王玲: 首先要站在未来看现在，小算盘算不了大账。装进兜里的不一定是收益，奉献出去的不一定是损失。大学不是社会的主宰，大学要为社会提供服务，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共享优质教育资源的愿望才是教育发展的方向，也是我们的办学方向。大学的发展往往不取决于所处的位置，而在于大学的服务水平和发展方向。关起门来只算数量不算质量，只算经济账不算品牌账，只算自家账不算社会账，大学即便有今朝也决不会有明天。开放共享不是简单的慷慨，而是互惠共赢，更是智者的选择。一个无视资源开放的高校，一个只看经济效益不看社会效益的高校，注定不会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优质教育资源开放作为一种社会责任，更需要高等学校教育工作者的国际视野和博大胸怀。大学需要大气，需要培育中国气派。
当然，优质教育资源开放作为当今社会公共利益的普惠工程，不能简单靠自发，还需要政策配套的体制机制保障，使之可持续发展。要充分发挥科学的政策导向和体制机制保障优势，营造既便于突破资源垄断障碍又能有效保护知识产权，既利于现有资源共享又利于再创新资源的开放业态，激发优质资源被共享、创新成果被尊重所带来的价值实现的快感，鼓励和引导大学自觉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开放。
记者: 说到国内外资源开放，往往出现一边倒的看法，似乎“国外的月亮总比中国圆”。贵校作为高校数字化资源开放联盟的核心成员，对此您持什么观点？
王玲: 美国等西方知名大学的视频公开课更注重学者创新性思维方式、独到的学术观点和前沿的知识体系，而不是华丽包装，他们更注重教育知识内容的开放共享，而不单纯追求技术本身的高精尖，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要重点研究其内在规律而非简单模仿外表，否则就如同向“聪明绝顶”的人学习，没学会人家的聪明，只学会了人家的秃顶。
其实，当我们羡慕国际公开课的时候，很多国外高校同样对中国网络教育资源投来了欣赏的目光。就像照相机的录像功能与录像机的照相功能一样，中外高校资源建设同样存在着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现象。
当前，国家网络精品资源共享课项目正在启动。近年来，国家级网络精品课程正在示范和引领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教育资源建设潮流: 这些课程不仅注重课程内容的系统性，又重视知识的碎片化；不仅注重网络教育学员的需要，而且开始面向普校生、夜大函授生、相关企业行业乃至全社会免费开放；不仅注重自身优势和特色，同时也在努力创建中国资源开放标准。在新一轮的资源建设上，我们大可不必为了穿别人的鞋而削自己的脚，汲取国际资源开放的先进理念、根植国情民意的中国特色开放资源建设才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改进创新高校党建工作
记者: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不断推进和网络的普遍应用，您觉得大学教育对象群体发生了哪些改变？
王玲: 从时空的角度看，大学教育对象群体有两大主要改变: 一是时间带来的群体改变。不同历史时期迎来不同的时代群体。当今大学生正处于科学发展引领如何实现全面小康、如何建设和谐社会、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期。其中，信息技术作为新时代的重要特征，使新生代对信息技术有天然的好感和依赖；战略机遇期作为新时代的重要标示，使新生代对民族复兴和个性化成长充满期待和自信；科学发展观作为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最前沿论断，使新生代拥有更加平民化的信念。与之相对应，他们对传统落伍、缺乏个性和违反科学的东西更为排斥。二是空间带来的群体改变。随着高等教育步入大众化阶段，大学开始由服务精英转向服务大众，大学的社会性更加突出。尤其是网络教育的异军突起，使大学在校墙外迅速形成了一个基于网络、以在职从业人员为主的强大的学习型社会群体。这个群体又可细分为知识更新群体、职业变更群体、职位晋升群体和兴趣素养群体等四类群体。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家庭、各个岗位、各个角落，年龄跨度从成人开始直至终生。
记者: 面对这种群体改变，您觉得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应如何调整？
王玲: 社会发展，技术进步，人类的认知水平在不断提高，我们要顺着不断变化的形势，把握变化的规律，研究变化的特点，时变我变，变中求进。新时期，大学围墙已不再是高校党建工作的边界，教育对象群体的改变需要我们不断改善创新，推进党建工作的拓展与延伸，实现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全覆盖。高校党建不是“墙内封闭的党建”，而应是学习型社会的高校党建，学生的活动范围有多大，我们党建工作的覆盖面就要有多广。为此，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要加强改革创新，既要关注现实空间也要关注虚拟空间，既要关注传统精髓也要关注时代特征，既要关注全日制学生也要关注非全日制学员，既要关注在册党员也要关注流动党员及非在册党员。在组织建设上，组织结构和组织方式是为师生员工服务的，我们不仅要巩固和加强“组织关系导向型”的组织模式，更要构建和创新“群体需求导向型”的组织模式，例如支部进宿舍、活动进社团、教育进网络、网络进社区等。结合教育对象群体的变化不断创新组织模式，不断拓展新时期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覆盖力和影响力。
记者: 据了解，北京高校党建专家对贵校远程教育党支部的“电子党建”特色给予了高度肯定，主要有哪些做法？
王玲: 贸大远程自2002年成立以来，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优势，创建了“电子党建”特色。电子党建是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的电子化、电子化应用以及由此生成的文化的统称。“电子党建”的品牌特色主要表现为“三上三下四促进”。“三上”即“支部建在网上，活动刻在盘上，师生挂在心上”；“三下”即把看一次感动一次的“镜头留下来、材料写下来、档案存下来”；“四促进”即“以电子促交互，以电子促科研，以电子促创新，以电子促实效”，并由此完善了常态长效机制。比如学生党员电子标示、名人名师网络小学分课程等，深受广大同学欢迎。学校高度重视电子党建工作，今后要在优质党建资源整合、跨系统跨平台跨终端应用、泛支部学习培训成果认证和人性化设计等方面寻求新突破，以满足新时期党建工作量大面广、多任务并行处理的需要。
协同创新是方法更是能力
记者:当前，“2011”计划是大学关注的一个热点，协同创新是基本途径，但有句话叫做“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贵校作为以文科为主的高校，如何看待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协同创新？
王玲: 首先，我们要明确目标，因为目标决定方法。“2011”计划的目标是要解决国家急需、世界一流而且靠一己之力所不能克服的重大问题。如果一个和尚就能完成的事情，自然无需非要整出两个、三个甚至一大群和尚去凑热闹。协同创新作为一种方法不是泛指一切问题，而是针对一己之力所不能克服的重大问题而言的，是由“2011”计划自身的目标所决定的。
其次，协同创新不仅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能力。提升协同创新能力的关键是要转变观念、强化使命、探索规律、寻求合力，改变和扭转高校科研小型、分散、重复、低效、趋同的倾向。“2011”计划是以国家经济建设所急需的重大课题为导向，通过构建四类协同创新模式和推进八类改革，提升“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的创新能力。不是为高校自身争地位，而是为国家和社会尽责任。必须抛开山头主义和老大思想，谁协同谁或谁被协同不重要，重要的是让问题本身去决定搭配。
另外，从某种意义上讲，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协同创新更需要科学设计，评价标准更难以确定。至少有一点，它的构建模式不可能与其他领域完全相同，甚至会大不同。有人认为哲学和社会科学无法协同，其实不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合作就是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协同创新的典范。这种协同不仅需要共同的目标，还需要和而不同的个性、视角、特长等等。
记者: 贵校曾承办全国继续教育工作会议、北京高校继续教育工作会议、全国高校远程教育十年庆典等重大活动，远程教育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备受褒扬。与大多数试点高校一样，贵校远程教育派遣制员工占70%，你们在团队建设上有哪些理念和经验？
王玲: 前段时间，我校刚刚举行了第三次人才强校工作会议。我们一直在思考三个问题。首先是人才观。必须树立人人是才的人才观和人人可用的用人观，人才观和用人观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用人所短，天下无可用之人；用人所长，天下无不可用之人。存在的问题往往不是“不好使”，而是“使不好”。把合适的人摆在合适的岗位能激活人的潜质，创造工作的奇迹，反之就是一盘散沙。人与人的差别在于思维，思维与思维的差别在于智慧，智慧需要激活，智慧激活了，人就活了。
其次，建立科学的人才制度。人才以用为本，人才制度是为事业发展服务的，不是为阻碍事业发展服务的。比如派遣制员工制度，要坚持优才优用，优劳优酬。员工轮换要实现优胜劣汰，是要淘掉沙而不是淘掉金。人事制度的改革需要大智慧，要制度化但不能简单化。
另外，要加强团队文化建设。真诚关心员工切身利益，员工就会努力工作。如果拿派遣制员工当外人，不能真诚、公平待人，就很难形成凝聚力。坚持以人为本，注重提升员工素养，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加强人文关怀，是团队文化建设的核心。要让每位员工得到成长，得到发展，得到幸福，享有终生受益的精神财富。
远程教育要走向国际
记者: 据悉，在对外经贸大学，平均每五个学生中就有一个留学生，留学生比例居全国前三，是一所名副其实的国际化高校。远程教育在国际化方面应发挥怎样的作用？
王玲: 十年来，我校远程教育依托学校整体优势，在国际化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并获得成功。比如: 我校远程教育系列教材曾获全国高校远程教育金奖，其中鲜明特色就是系列教材的内容目录和重要概念实现了中英文对照；我们独自研发的国家级网络精品课程如《跨文化交际导论》，率先采用了中外双师联合教学、校园国际文化节活动进案例等模式；近年来还从英国OU(Open University)引进了多门管理类远程课程，成功进行本土化移植等。
当前，我校正在大力推进国际化办学水平。远程教育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我们将进一步完善贸大远程英文网站；加强远程教育课程研发的国际化团队建设；加强国际远程教育高端研讨、交流与合作；进一步依托我们在美国、俄罗斯、墨西哥、巴西、希腊等国孔子学院、国外高校及其他友好机构创建国际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
记者: 您对贵校远程教育今后的发展有什么期望？对远程教育学员有何寄语？应发挥怎样的作用？
王玲: 我希望现代远程教育不仅仅是一种教育类型，更是建设学习型社会、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充满社会责任感的平台: 一个让广大优秀教师驰骋网络空间的平台，一个遍布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展现贸大品牌形象、汇聚贸大学子校友的平台，一个让广大在校生免费共享优质教育资源乃至向全社会开放的平台。
业余时间决定高下，希望广大学员能够将平时的分散时间融汇成学习时间，因知识而改变未来，因知识而肩负更大的社会重托。
转自《中国远程教育》（资讯）2012/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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